《人民日报》2015年03月17日14版　　　　　　　　　　　　　　　　　　　　　　
　　　　　　　　　　　　　　　　　　　　　 社会转型时期需要怎样的文学
　　　　　　　　　　　　　　　　　　　　　　　　　　李勇
　　●近20年的中国文学还需突破哪些瓶颈？
　　●社会转型给文学书写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平凡的世界》凭什么成为一代文学经典？
　　●“人文关怀”何以常常沦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加速期。转型激起新的社会变化，对当代文学发展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文学应该怎样应对这样一个时代？作家应该如何观察、理解和表达所面对的现实？
　　新时期文学从反拨“文学政治化”开始。这种反拨在上世纪80年代稍显过度，以致当时的文学一度曾陷入与社会、人生相疏离的“纯文学”泥沼。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这样的文学受到广泛的批评，但在此基础上兴起的以关注现实、关怀民生为旨归的文学，无论是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新世纪的“底层写作”“非虚构”文学等，都不能让人满意。
　　首先是历史理性欠缺的问题。由于作家缺乏清晰而明确的历史判断，因而他们在表现社会问题的时候，多浮于表面，或作幼稚的道德叫喊，或陷于迷惘、彷徨的情绪不能自拔。“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写作”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以后者为例，作家高喊着要关怀底层，但所表现的却多是带有想象性和虚构性的片面化、苦难化的底层，至于底层是否有更丰富多元的生命体验，苦难背后是否有更复杂的历史、文化和人性根源，这些问题却鲜有人做认真的思考和挖掘。历史理性欠缺也许和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及非理性思潮影响有关，当然也与转型时期社会历史发展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但是不管怎样，作家在面对一种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从表面上去看待它、反映它，而应该更全面、深入地去观察和探索，否则便会陷于片面和浅薄。新世纪十余年，在描写社会转型的作品中，固然也有一些经典，但它们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仍多只在其所传达的即时性、应激性的时代情绪和作家本有的艺术功力，而非对新的时代的深刻认知。
　　其次是与历史理性欠缺相关的作家的精神姿态问题。我们常常发现，作家尤其是成名作家，在表现现实时，和现实生活之间常常是有距离的。这种距离，一方面是时空上的，即作家随着生活境遇改变，与原来的成长环境脱离，和社会生活之间常常出现隔膜；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即作家虽然口口声声要关心现实、关怀民生，但他在精神姿态上却并没有真正将自己与所要关怀的世界和人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而是高高在上、俯视众生，因而他与他所要关怀的世界和人也是隔膜的。时空距离理论上是不难克服的，但精神距离却极为顽固。在贾平凹广受好评的近作《带灯》中，作家对社会现实的书写力度和深度，虽较之于他此前的创作有明显进步，但仔细来看，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小说主人公带灯（秦岭深处某镇政府“综治办主任”）有救世之心，却无救世之力，她主动下基层，走进现实，走近底层，最终却被遇到的困难所压垮而陷入了迷狂，这样的结局安排早早地斩断了小说去往更广阔、更深层世界的路径，它使小说的重心从表现社会现实，转向了表现人物内心，而经由主人公带灯的内心所传递出来的作者的那种颓唐感伤情绪、悠游闲适并怡然自得的文化意趣，再明白不过地向我们展现了作家“关心现实，关怀底层”态度的某种偏差，也清晰地展现了作家与他所要关怀的那个世界在精神上的距离。
　　再次是如何对待自我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处理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关系问题。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对历史和现实持有一种批判反省的态度，近2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也继承了这个传统，它们反映和批判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然而这种批判却大多有着两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因为历史理性欠缺而缺乏真正的深度；更致命的一点是这种批判往往只针对外部世界，而缺少对自我的反省。不可否认，我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是社会的还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还有文化的原因？近20年的文学在表现这些问题时，多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入手，它们大多把问题归咎于某种社会性的因素，或是某种道德性因素，当然有的也能触及历史和文化，但不管是社会批判、历史批判还是文化批判，它们其实都是从外部因素着手的，还缺少自我的反省。
　　上述三个问题是当代作家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主观的个体性原因，也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解决起来并不容易，但在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它们却又是文学发展不得不直面的问题。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诞生伟大作家和作品的时代，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莫不是对其所处时代有着敏锐的感触与认知，对人和生命有着无限的深情与热爱，同时对自我又有着深刻的批判与反省的。比如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涌现出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伟大作家，他们正是通过对俄罗斯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的记录、对俄罗斯人民的深深眷爱、对自我精神和灵魂的痛苦剖析，展现了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从而为世人所铭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在书写社会转型方面，也出现过这种具有伟大品质的作家作品，比如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作家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现实，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历史发展的判断和见解，这种判断和见解在今天看来虽不无理想化的色彩，但它背后所凝聚的作家对故土家园的热爱，以及由这种热爱所内在决定的小说苍郁雄浑又质朴无华的现实主义风貌，都使得它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路遥的小说是社会转型初期的产物，在社会转型深化的当下，作家大多已丧失了宏观把握历史的兴趣与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很多人都沉溺于表面化、情绪化地“呈现”现实的时候，有作家已经试图从另外的方向去思考（甚至改变）现实，比如河南青年作家乔叶的《认罪书》就令人印象深刻。小说痛切地呈现了当下社会转型中的乱象，并挖掘了它们背后的一种人性根源——自私，但这不是小说的重点，小说的重点是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乔叶给出的答案是“认罪”。她通过主人公由“追究他人之罪”到“发现自我之罪”并最终决定“认罪”的精神历程，告诉我们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行动和改变的开始！这样的作品，以其对人性的探触及所激起的人对自我道德和灵魂的剖析与反思，已经开始具备了某种具有超越性的“经典”的品质，而这样的作品出自乔叶这样与当代社会生活联系更紧密的青年作家之手，既让人惊喜，也值得回味和深思。
　　社会转型的时代注定是跌宕不平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肩负着更严峻的使命，因为他们不仅要生存在这时代，更要观察和思考这时代；他们不仅要观察和思考这时代，更要观察和思考这时代中的人，尤其是自我。而观察和思考自我——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自我反思，也即古希腊先哲所说的“认识你自己”——不仅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能力，更是知识分子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列夫•托尔斯泰说，“大多数人想改造这个世界，但却罕有人想改造自己”，在近20年的文学发展乃至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自我反思和自我改造能力其实是文学、社会和人等一切改造的基础与前提。有了对自我的反思，也便有了真正的理性，人性中的爱和悲悯才会有最坚实的基础，之后才会有文学乃至社会的真正进步。
　　（作者简介：李勇，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郑州大学版权所有，禁止非法转载！2020-12-03 15: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