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故事：与共和国同龄郑大人的70年
——记1949年出生的三位郑大人
他们是出生于1949年的郑大人，陪伴新中国走过了70年的风雨征程，见证了祖国从一穷二白到强起来、富起来的巨大飞跃。新中国70华诞之际，三位郑大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伴随着新中国发展的光辉历程，他们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锐意进取、奋力拼搏，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之歌和精彩人生。
董广安：“媒介的发展映射了祖国的腾飞”
“媒体的发展也乘上了祖国发展的快车，我们作为新闻教育工作者，需要永远紧盯媒介发展的前沿，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不落后于时代。”谈及祖国70年来在媒介领域的变迁，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董广安说。
董广安出生于1949年11月。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董广安的脑海里出现的是以“灰色、黑色为主基调、千篇一律的服装”和“什么都需要凭票购买的物质匮乏”。“记得我上大学时，书籍就是我们能获取知识的最主要媒介，但学校可供借阅的图书资料实在有限。”董广安无奈说。
1976年，在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的董广安留在了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接受了三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的董广安一开始并不适应，翻遍了资料室也只找到了仅有的两本油印新闻教材。学的是文学，对转行新闻，一开始内心是不愿的。“那时候的我们啊，信奉的是‘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董广安回忆地说道。
就这样，董广安在新闻教育岗位上，一干就是40多年。董广安凭借着“要做一件事就把它尽力做到最好”的信念，认真准备了她的第一堂新闻写作课。令董广安意想不到的是，讲课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甚至还在食堂听到了高年级的同学问自己的学生“你们是不是请了外面的人来讲课了？我们听到你们教室一直有掌声”。董广安笑着说：“要知道，老师正常上课的课堂里，是很难得有掌声的。”这让董广安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由此更加坚定了她要在新闻教育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信念。
1979年“五一”前后，我国再版发行了一批中外名著。“那个时候，我和先生步行几公里、在书店外排长长的队，只是为了能买到再版的新书。那个年代，名著都成了稀缺资源。”董广安回忆道。在有限的工资收入里，为了挤出买书的费用，她爱人甚至毅然决然地戒了烟。
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兴起。1997年，董广安花“重金”添置了一台电脑。但由于没有联网，很少发挥作用，一直作为摆设闲置在家。2000年，董广安去中国人民大学拜访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方汉奇先生，在谈话中，年届80的方老师一句“你现在一天花多长时间上网啊”，问懵了董广安。
受到“刺激”的董广安回到家后，赶忙找人为家里的电脑联网。董广安说：“从QQ，微博、飞信、微信，我很骄傲我都是最先使用的那一批人。”在对新媒介使用的跟进中，董广安从新闻领域的发展看到了整个国家的腾飞。
“新闻传播业在这70年里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董广安回忆起，刚开始上班时只希望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和书柜，满足备课所需，现在的物质生活已经发展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程度。现在的书房越来越大，电子影像资料应有尽有，图书都已屈居之后。她说：“与新中国一起成长，我也更加希望能见证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美满安康，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董广安
张冠华：“祖国的发展给了我三次新生”
已到古稀之年的郑州大学文学院张冠华教授虽已两鬓斑白，却仍用沾了水的梳子梳得一尘不染。与新中国同龄的张冠华总念叨着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可谓‘三生有幸’，不是前世今生和来生，而是新中国的发展给了我三次新生。”
“我出生时恰逢新中国成立伊始，由此生在和平稳定的年代，这是我的第一次新生。”张冠华的童年在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度过，虽然物质欠丰，但也安宁幸福。他说，自己赶上了好时候。他的农历生日正好是十月一日，每当别人问起，他都会颇为自豪地说，自己的生日是1949年10月1日，与祖国同岁。
1969年，20岁的张冠华怀着报效祖国和改变命运的想法参军入伍。因为读过中学，当过民办教师，文笔又好，张冠华被选拔上了营部通讯员，画板报、写报道，还常常在部队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那时部队里文盲较多，他便在连队里当起了老师。1971年，大学重新恢复招生后，张冠华被部队推荐至武汉大学中文系攻读，成为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他说，到武大读书是他人生中的亮色，这是出生于农村的他第二次被幸运眷顾。
进入大学，张冠华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大学的三个暑假，他只在大一时回过一次家。假期里，他读完了老师推荐的所有书目。后来，他不仅以出色的成绩毕业，更是对文学理论研究，特别是自然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对我而言，能沉浸在书本里是一种莫大的满足和幸福。”学术研究在一些人看来艰难无趣，他却甘之如饴。11册的《中国历史》，晦涩的《中国哲学史》等专著深深地吸引着他。但在武汉大学留任后，当时的工作安排与学术环境并不允许他投身学术，张冠华只能一直从事着行政工作。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张冠华调任至郑州大学任教。令他万分欣喜的是，郑大同意他不做行政工作，可以从事理论研究。张冠华回忆当年，语气里带着几分激动：“改革开放后，学术讨论的环境变得自由，国家也越来越重视科教的发展。来到郑大后我才觉得，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我在这里又获得了我的第三次新生！”
由此，张冠华在郑大的书桌前、讲台上，一呆就是四十年。他在学术天地中不断精进，硕果累累，主持、参与科研项目13项；先后出版《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自然主义的美学思考》、《创造方法形态研究》等教材、著作20部；先后在《文学评论》等各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获科研奖11项。
除了在书海里伏案，张冠华也坚守在三尺讲台上。40年来，张冠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在他的学生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丁国旗、复旦大学教授杨俊蕾等。“能够看着学生们成材，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张冠华翻阅着与各届学生们的短信，笑得很欣慰。
“这些年里，我也是郑大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张冠华颇为唏嘘地谈起刚来到郑大时的记忆，那时的操场跑道是灰渣垫的，图书馆只有一个小小的二层楼。宿舍楼不够，学生们只能把教室改造成宿舍，二十几个人一起住。“后来我们有了新宿舍楼，进了211工程，再后来又进了“双一流”。我所在的文学院也是十年一飞跃，硕士点、博士点从无到有，从有到全。郑大是我的家，看着它突飞猛进，我很骄傲。一叶知秋，郑大的发展也折射出国家教育的发展和兴旺。”他骄傲地说道。
如今，新中国70华诞与张冠华的70大寿都要到了。他念起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张冠华深情地说，他的一生与国家的发展不曾分离，是时代成就了自己。
文学院张冠华教授
张聚鸠：“忘不了那段日夜颠倒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日子”
“那时候真是穷啊，根本吃不饱饭。”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郑州大学资产经营公司、校办产业处原处长张聚鸠感慨万千：“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一顿肉，哪像现在，想吃就吃，那时候想都不敢想。”
新中国教育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张聚鸠的父母作为知识分子来到了郑州市教委工作，而张聚鸠也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们兄妹三人，每天都要走十几里路去学校，早上吃一个馒头就点咸菜，天不亮就出发了。”张聚鸠回忆道。
“文革”结束后，工厂逐渐恢复生产。郑州工学院从当年下乡的知青中招募了一批学员，张聚鸠借这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郑州工学院机械厂，他既当学生又当工人，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工业建设迅速开展，郑州工学院作为国家化工部的下属院校开始承接一些工业产品的生产工作。“我们那时候生产一种进口的鼓风机，化工部给了图纸，和一套国外买的成品设备，学校里的老教师就开始研究，搞明白了就开始投入生产。”说到当年搞生产建设的时候，70高龄的张聚鸠仍然充满热情，“我们那个时候，白天黑夜连轴转，就搞这个鼓风机，都好像不知道累一样。”
如今，张聚鸠和他的同学们当年生产的鼓风机型号早已被淘汰，而我国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鼓风设备。但那无数个不眠不休工作的白天和黑夜，是张聚鸠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更是改革开放后新中国飞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当年，张聚鸠回老家需要坐一天的火车，下了车还要再走40里路才能到家；如今，他的老家门口已经通了高速，开车回家只用不到两个小时。“70年新中国的飞速发展，我看见了，也参与了，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我祝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说到这，张聚鸠开怀地笑了。（赵晨琰 许何樱子 王润 撰稿）
资产经营公司、校办产业处原处长张聚鸠
